欧洲为什么在大变局时代成不了事
欧洲无疑是有过雄才伟略的。但现在台上的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统统、一个不缺地拿不出有用的政绩。再看看，统统是议员、律师、党魁出身，基本上没有地方大员的从政经历，大部分连政府里青年部长、能源部长什么的从政经验都没有。政策上的首鼠两端和一厢情愿不仅显得业余，实际上也真是业余。 他们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做起来毫无章法、毫无远见和定力，完全缺乏大变局时代必要的杀伐果断。 相比之下，有人对中国在贸易战到伊朗战争期间的政治、经济和领导人表现用”深不可测“来描述，太正确了。中国说得少、做得多是政治传统，但这样使人根本看不透政治底牌有多雄厚的情况，还是很少见的。一般说来，威慑靠下明棋，但中国这样下暗棋，而在每次翻盘中占上风，何尝不是威慑？西方抱怨中国不透明，这有用吗？中国在跟西方讲大道理的时候，西方只需要记住：中国手里还攥着一大把小道理，这就够了。西方手里只有大道理、没有小道理，那是西方的问题。手停口停的主儿是没有资格谈大单的。 “底线思维”更是反映了对实战复杂性的深刻认识。 书生治国的问题正是在于对实战复杂性缺乏认识，也因为思维定势而应对无措。 没错，欧洲现在就是书生治国。书生不是没有好处的。书生可以对事物深入分析和研究，但学术分析和研究必然要首先建立在“公认”的假定基础上，然后限制问题的范围，简化场景。学术分析和研究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，这是常识。这样忽略现实世界复杂性的思维方式用到实际问题，就要看假定和简化是否还成立，这恰好是学术界的短处。商学院教授干不好CEO，工学院教授干不好总工，军事学院教授干不好将军，都是一样的道理。 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视角和起点不同，尤其要避免把研究所得用于实战的冲动，而是从解决问题出发。要紧的是开锁，而不是用什么钥匙。 律师是打官司的，思维基础首先是共同认同和遵守的法律架构。但在现实世界里，首先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和尊崇同样的法律架构，在“为我所用”地任意更改规则基础(就像美欧现在热衷的一样)时，更加不要指望“别人”会继续认同和尊崇单方面制定的规则基础。在大变局时代，很多事情并无一定之规，用前朝的剑斩今朝的官更是行不通。 律师的另一个毛病是：在缺乏共同认同的法官的时候，容易有“我的话就是对法律的正解”的感觉，开始自说自话。 律师的天职就是对法律的“教条主义”，在权位上而且感觉“教条”捆绑手脚时，特别热衷更改法律、为我所用，或者从故纸堆里找出早已被历史遗忘的陈年旧法，而不是通过政策变通，并美其名曰法治精神。这是律师当政的另一个特点。 议员主政的问题也与议员身份有关。作为执政党议员，职责是为政府背书，抵挡来自反对党和公众的抨击。作为反对党议员，职责是给政府挑刺，没事也要找点事出来。这样的“屁股决定脑袋”必然使得他们的思维从轮流执政出发，把国家的事情做好从属于轮流执政而不是主导政见政策。 他们上台主政后，也跳不出这样的思维定势。 党魁的问题和议员差不多，党魁也通常是议员，连议员也当不上的话，一般是当不了党魁的。但这也意味着执政党党魁大多就是政府领导人，不是的话，也只是同党的政府领导人的拎包挡枪者。反对党党魁更是以把执政党赶下台为天职，不惜使用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治伎俩。 多少年来，西方政治就是这样的，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？因为大变局。 在西方政府架构里，政府领导人有才也好，无能也好，政府行为有职业官僚阶层作为压舱石。他们对宪法效忠，而不是对政府领导人(所以特朗普特别仇恨美国政府内的职业官僚)，确保所有政策合规合宪、符合他们理解中的国家和民族利益，在必要的时候在政策执行中加料或者放水。 这样的体制在大势稳定的时代是能维持的，也可以在中左和中右之间按需自我调整。但在大变局时代，职业官僚阶层的本质惯性严重影响政府的适应能力，常常上与改革派领导人、下与不满的公众发生冲突。原有架构就失灵了，领导人的大胆设想缺乏专家的评审和纠偏，意外情况的应对更加无从谈起，于是产生种种业余化的决策。 缺乏实战经验的另一个问题是患得患失。干事情就会有成败，这也是常识。没有失败过的人，但又不至于无知无畏，会特别怕失败。胜不骄败不馁是只有败过的人才做得到的。但欧盟只有一些投机取巧、小鸡肚肠之辈。在特朗普和中国死磕的时候，想等美国把中国干趴下了来分食中国，到特朗普实质认输的的时候才发现在沙滩上裸奔的反而是自己，但又不敢和中国决战，因为内部六心不定，更是捧着一堆用之无用、弃之可惜的坛坛罐罐输不起，真大贸易战又怕安世之乱成为前奏。 没有从政的实战经验当然就谈不上胜败经验。这本来是靠职业官僚阶层的集体智慧积淀(institutional wisdom)来补偿的，但在职业官僚阶层自己也脱离时代的现在，同样帮不上忙。 这些正是现在欧洲(还不只是欧盟)的问题。书生治国解决不了问题，就解决人，政府更替成为日常节目。在英国人嘲笑意大利总理换得勤的时候，英国自己打破了记录，竟然有9位在世的前首相：梅杰、布莱尔、布朗、卡梅伦、梅、约翰逊、特拉斯、苏纳克、斯塔莫，前首脑的保安开支大概世界第一了。 但是谁也别嘲笑谁，马克龙、默茨、梅洛尼、耶滕、桑切斯都是律师/议员/党魁路线升任大位的，冯德莱恩连党魁都没有做过，因为欧盟领导人不是民选出来的，而是成员国政府首脑提名、欧洲议员选举任命的。 中文里，政治就是政治。但实际上，英文里分得比较清楚，既有politics，那是权谋的部分，又有governnance，那是治理的部分。欧洲领导人从律师、议员、党魁出身，politics各个身经百战，但governance方面小白一个。 大变局时代需要的是从问题出发，寻找解决方案。这正是governance小白做不到的。 领导能力缺失是欧洲再起的很难爬过去的第一座大山，另外两座大山是创新力缺失(新技术和新生工商巨头的缺失是最好写照)和福利主义。 □ .晨.枫 .风.闻.社.区
 |